铜梁曾专为《新华日报》供纸

——2010年铜梁日报登载
——铜梁县党史县志办公室供稿

抄录者说明
中共地下党老党员、离休干部胡尚伦在《中共铜梁县党的组织及活动》一文中写道：“1939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党报《新华日报》实施限制封锁。中共铜梁县委根据上级指示，于2月初，由中共铜梁县东区区委在旧县开办伦昌纸厂。厂长胡翰墨，经理胡尚伦，工作人员有胡介眉、李星北。专门生产新华日报用纸，支持新华日报正常运行。”；在《中共铜梁县东区地下党简史》一文中写道：“1939年2月，按照中共铜梁县委指示，我们东区区委创办了“伦昌造纸厂”。我任经理，胡翰墨任厂长，胡介眉、李星北负责造纸生产工作。生产的所有纸张专门供给中共党报《新华日报》，以克服国民党反动派对《新华日报》用纸的封锁。从而，确保了当时《新华日报》的正常运转。”

下面是正文

72年前的12月，铜梁地下党正紧张筹建一个纸厂，专门为《新华日报》生产纸张。
1938年10月，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，国民党分裂活动在一次抬头。由武汉迁到重庆的《新华日报》受到压制，甚至严禁造纸厂和纸商售纸给“新华日报”。为了打破国民党对《新华日报》的封锁，中共南方局针锋相对，指令各地党组织开办纸厂生产《新华日报》用纸。
1938年12月，中共铜梁县委决定筹建一个纸厂，专门生产《新华日报》用纸。为争取时间，东区区委安排李湘石先与蒲吕七村的何本珍洽谈，拟收购他的纸厂进行生产，但未成功。后经区委成员胡尚伦、胡翰墨、徐一鸣、李湘石研究，决定用胡翰墨原在旧县与岚槽之间的旧纸厂厂址和厂房兴办纸厂。随即由胡翰墨、胡尚伦、邹利民（抄录者注：实为邹润民）（时任旧县镇镇长）等出面，邀集陈梓南（国民党区分部书记）、彭自模（四川军阀的军需官）、李湘石、杨盛清（抄录者注：胡尚伦之妻）、何勤民等召开筹备会，定名为“伦昌纸厂”。
为了让纸厂既有上层人物作掩护，销路又为党组织所掌握，中共党组织决定由区委委员胡尚伦任经理、胡翰墨为厂长，资金由党内外人士公开集资招股，每股为大洋100元，如流动资金不足，由徐一鸣负责向银行或私人借贷。当时入股的除党内人士杨德培、胡尚伦、胡翰墨、徐一鸣、李湘石等外，党外人士有彭自模、陈梓南、汤哲民（时任凉水乡乡长）、郭开文、李光瑜、邹润民、杨盛清、何勤民等10人。纸厂于1939年2月正式投入生产。全厂设两架槽，由李星北、胡介眉（共产党员）舀纸，胡炳然、张银成晒纸，胡丙清、严树云碾纸浆，胡尚伦负责烧窑。每日可产纸4令（每令500张），每月产纸80－100令。所有纸张均派专人运到重庆化龙桥交《新华日报》社。
为了保证纸厂和纸张运送的安全，根据上级指示，纸厂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，直接由徐一鸣与新华日报社业务部主任张守如衔接。每次运纸也由经办人胡翰墨带上由旧县镇公所签发的售纸证明，将纸运往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社。当时国民党对纸张的封锁很严，运纸的人必须随时提高警惕。一次，胡翰墨运纸由合川去北碚住宿就受到峡防局的检查，由于胡机智应对，未发生意外。但第二天晚上，在胡与新华日报交接以后，却在化龙桥旅站遭到国民党宪特的盘查。宪特问：“你们的纸卖到哪家报社？”胡回答说：“我反正是运纸来出售的，那个出得起价钱，我就买个哪个。”宪特说：“你的纸不能卖给新华日报。”胡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宪特喝斥道：“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办的报纸，你不知道吗？谁卖谁就违法，要受到军阀严处。”其实，胡对特务的盘查早有准备，他每次运纸都是船不到口岸就卸纸，巧妙地躲过特务的拦截追查，安全地运达目的地。
伦昌纸厂从1939年2月至1940年10月，共为新华日报生产了报章用纸2000余令。

为毛老子总也抢不到沙发？！！

在撸一遍。。。